“中国梦”一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后，就成为关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凝聚了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憧憬和期待，也是亿万人民世代相传的夙愿。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告诉我们，从小康社会到实现现代化，全国各地必然存在时序差异。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快速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总体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正走在探索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成为谱写“中国梦”地方篇章的先行探索者之一。梳理苏州富有区域特色的小康建设之路，总结其现代化建设的探索经验，对于“中国梦”的全面实现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邓小平苏州之行与小康社会思想的基本形成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进程时，继承传统思想遗产，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立足客观实际国情，放眼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将民族复兴梦想和民生幸福追求融为一体，对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新定位。“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是与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一脉相承的。

　　（一）“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多少仁人志士都提出各自的设计蓝图。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历史赋予的重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 这一奋斗目标。然而，“文化大革命”几乎阻断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又一次重申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历史上急于求成的惨痛教训，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的现实比较下，最终促使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邓小平对世纪末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新的定位。

　　1978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出访日本、新加坡等周边国家；1979年初，他又访问了美国。这一系列的外事活动，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 [2] 后来，邓小平曾简要叙述过现代化战略目标调整及其依据。他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3] 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看，“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说法，是他对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新的思考和新的定位。

　　1979年12月，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来表述“中国式现代化”。 [4] 那么“小康”状态，当时在邓小平看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就是“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 [5] 。邓小平提出的战略目标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中被确定为党的行动纲领，具体表述是:“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实现了这个目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十二大报告还对这一战略目标在步骤上作了明确划分，即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使工农业总产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至此，“小康”目标和实现“小康”目标的战略步骤就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明确地提出来了。

　　（二）邓小平苏州之行印证小康社会建设的现实可行性

　　小康社会目标确立以后，一向重视调查研究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召开后不久，即躬身力行前往苏州，就小康社会建设问题进行实地调研。

　　1983年2月7日，邓小平向江苏省委负责同志了解了苏州地区农村的发展情况后，对于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充满了信心。因为对于邓小平极为关心的“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问题，苏州给出了令他满意的答案：“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 [6] 对于邓小平“人均八百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苏州更是给出了令他欣慰的答复：“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7] 而对于邓小平“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的问题，苏州的回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另一条是发展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关于社队工业的发展，归根结蒂，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8] 邓小平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

　　（三）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基本形成

　　邓小平通过这次苏州调研，对全国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可能性更加肯定，因为经济条件好、基数比一般地方要高出许多的苏州能够实现“翻两番”，那么那些基数比较低的地方“翻两番”应该更不成问题；对实现小康社会的蓝图有了一次直观的体认，因为苏州当时虽然只是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而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800美元，但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住房、就业、教育文化以及精神面貌等六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已经给予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以最生动的素材，帮助他勾勒出小康社会发展的美丽图景；对实现小康社会的路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充分肯定苏州人民在发展乡镇工业中运用市场机制的创新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雏形已然形成。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每当重要场合论及小康社会建设问题，都会以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来描述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谈到苏州之行，详细勾画了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图景，深刻指出小康社会“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的变化。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 [9] 这篇讲话是这一时期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集中反映。对苏州小康社会图景的直观体认，让小康社会在邓小平的视野中，不单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综合概念，其发展目标涵盖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他看来，苏州呈现出的小康社会图景的六个方面，就是未来整个中国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六个方面成为最早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六个标准，小康社会理论就此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