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领域存在着的最大误解在于,把中国哲学研究简单地理解为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当然是中国哲学学科的主要工作,但并非它的唯一内容。中国哲学学科的另一重要工作可以概括地表述为针对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这个词组由“中国”和“哲学”两个概念组成。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兼具“中国性”和“哲学性”。但是,对于何谓“中国性”、何谓“哲学性”,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中国性”是指它处理的是中国文献;“哲学性”指的是它必须基于逻辑进行论述。这种看法很流行,但是经不住推敲。基于文献,是一般传统学术的共同特征;符合逻辑,是所有学术表述的基本要求。两者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哲学的特性。中国哲学的“中国性”乃是指它更多地基于中国文化经验,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问题。中国哲学的哲学性乃是指它必须保持对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共同问题的关切。中国哲学不得不立足于中国文化经验,不得不围绕中国问题展开运思,也不得不把中国问题置于人类哲学基本问题和共同问题之下进行思考。

　　根据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儒学研究一家独大。相比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在各个领域内相对均匀的分布,最近二十年中国哲学研究者在儒学研究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其次是经学研究异军突起。冯友兰以来的儒学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宋明理学为重点,最近十多年来的研究热点逐步向经学转移。再次,经学研究中礼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礼学研究的学者群体在学术实力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礼学研究与当代中国很多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更易引起学者共鸣并引发社会关注。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变化,都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多地直接回应“中国问题”。学术关心社会、学术思考社会、学术引领社会的意识,在中国哲学学者中变得日益强烈。

　　但是,在上述变化中也隐藏着许多问题。譬如,中国哲学原本有着极为丰富的应对现代问题的思想资源。但是,在目前的研究格局中,儒家以外的道、佛诸家以及先秦诸子的研究明显被严重弱化。再如,经学研究的推动者们往往在经学与理学对置的前提下强调经学的意义,这种视野之下儒学传统势必被理解为一个内部撕裂的传统。另一些经学研究者把从事经学研究视作对业已中断的清代经学的接续,同时又把现代学术分科(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传入)视作经学瓦解的原因。这样一来,经学就成为作为现代学术的“中国哲学”的对立物。又如,很多儒家经典中的论题被简单嫁接到现代政治术语中,产生各种不伦不类的政治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