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为战国诸子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就庄子、荀子来说,虽各处战国中、后二期,而对宋荣子之“荣辱”观均有特别的提及与借用,然评价不一,申论有异,适成一绝佳之对照。

　　庄子:最彻底的“辨乎荣辱之境”

　　作为一思想议题,“荣辱”观内在地与早期儒家哲学的发展相关。春秋晚期孔子开启了“仁学”之转向,此“仁学”的内在心理机制即在“自耻”这一自我评价形式。而战国早期孟子则遭遇了更为逼迫的“空乏其身”的生存压力,故有更激烈的举措。孟子以“集义而养勇”,以“舍身取义”而免“嗟来之食”之辱,突出了天爵/人爵之二元对立价值评价。士人虽不必有世俗“人爵”之“荣”,然必有价值层面上的“天爵”(仁义之德)之“荣”,庶几可安身立命。相较孟子,之后的庄子并非脱离政治世界的方外之人,其对士人之“荣辱之境”有极端之敏感。然不同于孟子从“士人”人格之扁压理解“受辱”,以得“天爵”为最高之“荣”,庄子以为“士人”最大之“辱”就是未能“全身”,故有种种之“殉名”。故不同于孟子之天爵/人爵之分,庄子是要重新评估“荣辱”评价本身,实要根本拆解“荣辱”评价的合法性。故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通过评价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境,辨乎荣辱之境”之说法,将主体的“逍遥”“无所待”境界与对“荣辱”评价的超脱联系起来,实是要求主体达至最彻底的“辨乎荣辱之境”。

　　庄子由“主体”的身份职能与履行关系角度引出“辨乎荣辱之境”议题。一定的“职能”要求有一定的“能力”与之匹配,否则“职能”难以有效履行。“能力”与“职能”若相应,即“称职”而被“称誉”,获正面之“评价”;如不相应,即“不称职”而遭“贬损”,得负面之“评价”。一“誉”一“贬”,即“荣辱”之别。在世俗价值评价体系下,人人均求荣避辱,“称职”乃是值得赞誉。然于庄子,其不以之为极,故以宋荣子这一人格形象而给出一更高层次之“自我”境界,即不同众人那样“求荣免辱”,而是不为“荣辱”所“动”,荣之自不“喜”,“辱”之亦不“沮”,故“辨乎荣辱之境”。显然,这里的“辨”不是一般的“辨别”,而是“超脱”,即个体“内在”自立而不借“外在”评价系统。

　　宋荣子既然不牵系于荣辱之境,超脱了外在评价系统,则可谓“彼于世也,非数数然也”,即不迫切追逐于世间之名。虽然如此,宋荣子“犹有未树也”,即对外在评价系统的超脱有限。因庄子认为宋荣子虽以“荣辱”系于外而“免于辱”,然犹有未“立”(树)。此之未立乃相比于宋荣子之后的列子乃至“神人”之主体形象。

　　列子能御风而行,其高于宋荣子者在于,不惟能“辨乎荣辱之境”且于“致福”未数数然也。宋荣子不汲汲于功名,故外在荣辱不动于己,这可理解为其不以“名”而伤其“身”;而列子进而对“福”报亦无有追求,以福祸利害不动于“己”,则可视为其不以“身”而损其“泠然”轻快之“行”。虽然如此,比之“神人”,列子“犹有所待”。只有达到“神人”(至人)“无己”、丧解“自我”身份之境界,主体才能真正“无待”。实际上,“无己”、“丧我”即是丧解“是己之心”,要求主体根本否定“求荣避辱”之心,从而彻底落实“辨乎荣辱之境”。

　　荀子:否定“见侮不辱”

　　战国后期荀子对“荣辱”议题极为关注,除在《荣辱》篇中对此议题作正面论述外,其还在《正论》篇中对子宋子(宋荣子)“见侮不辱”说予以了特别批驳,而这其实就间接地回应了庄子,反映了其不同于后者的“荣辱”观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