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如何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相关主题的讨论颇多,各种观点殊异纷呈。笔者发现,在谈及近代以来有关建构“中华民族”的思想、主张时,随心之论颇多。例如,有学者称“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这是很危险的”;有论者认为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因为他看到“五族共和”是民族危机的根源,“我们现在不要再讲56个民族了”;有人甚至提出“1949年后,中国政府搞民族识别,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异,这种出于苏联民族观念的做法,流弊无穷,应该废除”等。笔者以为,以上论说都与历史事实相背离;对任何人物、思想的评价不能脱离其特定时代背景和具体历史场景,否则难免落入唯心论的陷阱。

　　多民族并存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中央王朝之外,境内还有一些古代民族曾经建立过区域性政权。中央王朝一般对边疆民族实行“因俗而治”之策,只要承认皇帝的权威,在交往中遵循朝廷规定的“礼”制,并不强行要求各民族在文化、语言上的同质性。这种管理方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以较小成本实现了王朝国家的统一。然而,其缺陷在于中央王朝对地方管理松散,地方政府、王公贵族、土官首领、宗教上层等在特定区域内“分享”民众的效忠。这些中间权力阶层时常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时还会对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形成制约。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领土,传统中国的多元权力格局为外部势力实施渗透、挑拨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可乘之机。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完成中国的近代转型,如何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有机整合起来,如何建构新的民族关系,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历史课题。

　　“五族共和”在辛亥革命前后具有进步性

　　近代以来最早有关民族关系的大讨论,是清朝末年保皇派与革命派就“排满”问题进行的争论。

　　革命派为推翻以满族上层为统治核心的清朝,鼓吹民族革命,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主张推翻满族统治,建立汉族政权。章太炎的《正仇满论》甚至主张驱逐满族,其他蒙古、回部、西藏等藩属之地“任其来去”。革命派对边疆地区领土的随意处置态度,显示其对未来中国的设计存在缺陷。

　　保皇派为维护清朝统治,从合群强国的立场出发,强调“满汉合一”。康有为从公羊学出发,认为满族已经汉化,“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他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称,“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梁启超借鉴欧洲学者伯伦知理(1808—1881)的思想,提出“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主张将国内各民族合众为一。杨度在《金铁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及蒙古、回部、西藏,人民乃合满、汉、蒙、回、藏五族。相对而言,保皇派对中国的多民族国情有更深入的历史认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革命派陆续在南方获得胜利,一些地方出现杀害满族人的现象,加上政治上的混乱无序,谣言流播,造成边疆民族地区上层统治者对革命疑虑重重,亦为少数鼓吹民族分裂的人提供了借口。当时,外蒙古地区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这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口实。

　　在随后开展的南北议和中,蒙古王公联合致电南方政府代表伍廷芳,“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如诸君子固执己见,鹜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后又通电宣称“如朝廷允认共和,即行宣告独立,与中国断绝联系”,表达了对革命派“排满”思想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