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求治”不是说不变,治中变的方向是可预期的。在这个意义上,“求治”的政治学不但是因为中国自己持久的成就,更多的是回到中国古典传统,从自己的文明基因中汲取营养和资源。

　　变革时代诱发知识转型是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规律,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回答重大社会危机与变革的产物。在经历百年巨变之后,认真反思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及发展方向,无疑是当下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

　　西方政治思想之变

　　西学的古希腊回答了城邦问题,其中没有个人的权利,只关注集体的存亡问题。古希腊古罗马以后,西方进入中世纪,当时的主导学说就是讲神权,没有“人”的位置。文艺复兴开始到资产阶级革命,人的问题、个人权利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从洛克到休谟、亚当·斯密时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人”指的是有财产的人。洛克强调财产权时,他正在贩卖奴隶。因此,财产权不是一般人的,而是属于特定的少数人。少数人的权利起来以后马上产生了重大社会危机,穷人怎么办?社会平等的问题怎么办?由此产生了卢梭和马克思的人民主权理论。西方思想史告诉我们,所谓的哲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实都是比较经验的产物,都是为了应对当时重大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中国人往往忘记了“史”的部分,这样必然不能正确地理解西方,进而误导中国。

　　“变”是西方思想史的主线,因为西方一直是个躁动不安的社会,社会一直在剧变,所以思想也随之变化。比较而言,民本思想在中国可以管2000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变化少,而且从秦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国家的标准,中国的政制已经很现代了,大一统和大一统下的官僚制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今天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比如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因此,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历史的产物。

　　从革命之变到自由民主之变

　　近代中国是巨变的中国。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一直在改变自己,意图使自己更像西方,思想也开始转型——以西方为目标的“求变”。民国时期,主流政治学就是西方宪政学,同时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主要是“革命学”,同样是“求变”。不仅如此,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政治学的主题也一直在“求变”。新中国前30年追求革命之变,在50年代初的高校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中,政治学系和政治学课程被取消,相关学术研究处于停滞,学术和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特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意识形态下,结果是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改革开放后,1980年恢复政治学,出版的第一本《政治学概论》基本上延续了邓初民先生1928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主要由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民族论构成,简称“六论”。其中,革命论和阶级论等还是在求变,依然是革命之变。显然,以革命之变为线索的政治学体系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大局势的需要。到上世纪90年代,“求变”的中国政治学开始追求民主自由,西方教材乃至原版教科书被引进来,西方国家的民主理论纷纷翻译出来,登陆中国思想市场。民主理论流派很多,但居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民主,而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党争民主”。可以说,自由民主之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自由民主之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第三波。按照西方的统计口径,民主国家原来有40个左右,第三波民主化以后达到120个左右,70—80个国家发生了民主转型。比如,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七,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分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第三波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基本实行了党争民主。但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遇到了瓶颈。不仅如此,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上台,都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之殇。美国社会出现的严重分裂,其程度不亚于1861年美国内战之前。当非西方国家的精英在想特朗普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时,最忧虑、最恐惧的还是美国人。用福山的话说,美国出现了“政治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