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面效应显而易见: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推动技术进步等。创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除了占绝对主流的正效应论述外,近年来有学者发出不同的声音。如布兰弗劳尔、约瑟等的实证分析表明,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产生了负效应。《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15、2016)援引20国集团创业调查数据显示,创业数量和质量负相关,一些创业活动频密、创业投入大、新设业者数量激增的国家,其产品和市场创新能力相对较差。国内对创业悖论的研究尚属鲜见。究竟这种情景在我国“存在”、“准存在”、“时段性存在”、“局域性存在”抑或“不存在”,都有待通过深入的调研以及大量的数据搜集和分析去验证。

　　资本创业之困

　　国内外已经有学者开始对创业悖论的成因进行探讨。除了上文提到的某些国家只关注创业数量而忽视质量这一原因外,约瑟等认为,还存在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均衡创业率,任何对均衡创业率的背离都会使经济增长受到“惩罚”,这实际上讲的是“创业过热”问题。米兰、科因和利森等认为,如果大多数创业资源被配置到非生产性领域尤其是供大于求的过剩行业,那么创业活动就会阻碍经济发展,甚至使国家陷入“创业经济陷阱”。索特等把创业划分为局部创业和系统创业,并基于社会合作理论、网络理论和企业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系统创业,而低收入或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有限的创业机会和合作网络、较低的市场化程度等条件的约束,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局部创业,难以发挥系统创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创业悖论的种种成因都可以归结到传统资本创业模式的局限。创业数量与质量的反差体现了“创业即投资”(而非“创业即创新”),从而将当代创业行为简单化的惯性。创业资源被大量配置到非生产性的尤其是虚拟经济领域,反映了创业者规避高成本复杂性技术创新的“投机性选择”和“虚拟偏好”,以致创业活动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当前的创业实践中仍盛行资本一元权益函数法则,诱导创业者们争相涉足“金融创新”和“圈钱游戏”,甚至不乏创业者先通过定酬式集资(实为高息揽存)或包装上市向公众圈钱,再用巨资并购现成实体企业的所谓“成功”资本创业案例。

　　知识创业之光

　　摆脱传统资本创业之困,有待于迈上知识创业的新台阶。当“硅谷之父”诺伊斯等人辞职创办英特尔时,他们怀揣的不是巨额资本而是集成电路解决方案,但很快就筹到了所需的资本、场地、员工等创业要素。盖茨和艾伦创建微软时,因资本短缺只能租用阿尔伯克基一家旅馆的房间,但他们设计的程序语言一步步征服了世界。乔布斯等人创办苹果公司时,尚未脱尽稚嫩和贫困,然而他们凭着智慧和执著最终成就了一个高科技商业帝国。任正非等人创办华为公司时,从廉价租来的一套公寓里艰难起步,但却凭借“知本”而非资本,成长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民营跨国公司和全球500强,如此等等。那么,何谓知识创业呢?

　　知识创业的本质特征 从本质特征看,知识创业是创新驱动的创业。尽管古典经济学家坎蒂隆早在18世纪就提出“创业者”概念,并认识到经济体系内存在着创业功能。但此后150多年的创业研究并没有因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而走向繁荣,相反创业受到经济学者的回避或忽视,被视为“困扰经济学模型的幽灵”。直到1912年熊彼特出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才使创业研究出现转机。熊彼特从创新视角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创业者的职能和作用,认为创业者是创新者、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推动者,其任务是从事“创造性破坏”,包括创造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新材料及其来源和新组织形式。虽然熊彼特对“创业”的理解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这种被赋予新意的创业活动的兴起,却是几十年的事情。一方面,美国硅谷的崛起成就了一批将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的创业者;另一方面,具有创新内涵的知识创业型经济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创立既没有创造出新的令人满意的服务,也没有创造出新的顾客需求的企业(或组织)并不是创业。”这实际上已经把新兴的知识创业与传统的资本创业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