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爆发。中国的北洋政府先是“中立”,后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标志着持续四年之久的一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参战,也属于战胜国。一战胜利,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带给中国一系列深刻影响。

　　一战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裂变提供了契机

　　一战主要发生在欧洲,因而在二战之前一般都称为“欧战”。中国原本和欧战毫无关系,欧战的爆发与结束,却都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裂变提供了契机。

　　1912年诞生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也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第一波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够走出帝制,走向共和,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大事变,是对几百年西方迅猛发展的积极回应,所以尽管有点突兀,超出中国人预想、规划,但在历史大变动当口,除了极少数清醒的,或者具有浓厚眷恋情感的,更多人并不觉得有多大问题。袁世凯也在大总统就职誓词中表示:“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共和元年,民主早春,中国政治气氛确为前后几十年较好的时期。

　　尽管之后发生了“宋教仁案”“二次革命”,但共和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又确实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重回帝制风险太大,尽管那时共和不过三年。欧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

　　战火燃起不到一个月,日本成为欧洲以外第一个参与这场战争的国家,就近攻占德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青岛,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的文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条》。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权衡利弊,中日双方于5月25日签署《民四条约》,原“二十一条”中最有害于中国的条款予以删除。

　　中日交涉让袁世凯和他的同僚深感中国的弱势,在交涉同时,他们也在思考症结在哪儿?就在这时,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专谈君宪救国的理由、民主共和的不适,建议袁世凯弃共和,回君宪。袁世凯高度认同杨度的观点。此后的帝制运作,其思路均可从杨度这篇长文中找到依据。一战引诱中国重回帝制,这个契机被杨度、袁世凯敏锐捕捉到。

　　一战让中国人恍然有悟,似乎学习西方就是一个根本错误

　　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是一战之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不曾怀疑的根本方向。假如不是欧战,中国也会不断反思,但欧战让中国人恍然有悟,似乎学习西方就是一个根本错误。

　　严复是鼓吹学习西方的先驱者,自甲午战争爆发二十年来孜孜不倦鼓吹天演、进化、适者生存。然而欧战给严复当头棒喝,让他觉得过去二十年找错了方向:“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

　　就知识背景而言,没有谁比严复更有资格谈西方谈欧战,“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从中编译一部分成《居仁日览》,差不多日出一册,以供袁世凯参考,因而严复的观察并非虚言。

　　严复对西方失望是有根据的,西方几百年发展,太刻意追逐物质,忽略了人的心性,结果让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场欧战大约六千万人参战,两千万人受伤,一千六百万人死亡。至于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场战争让许多知识精英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