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海外中国学等领域均有开拓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而又全面地研究吕振羽史学的学者,《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是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先生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对学术事业永不知倦的求索精神,令人久久难忘。

　　朱先生终身以学术为志业。即使在病榻之上,他和前来探望的师友说得最多的也总是,“现在手头上的材料,研究到90岁都研究不完”,“再给我几年时间,我还能写几本书”。

　　怎奈天不假年,2013年11月13日,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史学事业。是年岁末,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年度《逝去的背影》一栏中,他与侯仁之、李文海、裴汝诚、章伯锋等老一辈学者排在一起。和这些享有高寿的前辈学者相比,朱先生可谓英年早逝。每念及此,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惜时

　　朱先生1947年生于上海,家富藏书,人文气息浓厚。1966年,正当他完成高中学业,准备考大学时,“文革”动乱席卷而来。1968年,他像许多老三届知识青年一样,辍学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当一名农场员工。当年他刚满20岁。

　　黄山茶林场地处皖南山区腹地,峰峦起伏,山路险峻。在一片荒山僻岭之中,知青们日事翻地、除草、植茶、剪枝、施肥、喷药水等林场管理工作,以及伐木、稻田耕作、修水利、筑路、盖房等繁重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但朱先生吃苦耐劳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却给同伴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即被公推为连指导员。尤为可贵的是,黄山十年,无论工作多忙多累,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工作之余,总是勤学不辍。

　　对于这段“社会大学”的生活,朱先生后来曾在主编的《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老照片集)中作过这样的描述:茶林场知青中,有人“开始利用手上可能拿到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习,也在学习中有一些独立的思考,有的还写下了心得笔记”,更有少数人“将古书偷偷带在身边,业余时间,躲在宿舍阅读”。

　　后来,每当朱先生忆及这段人生经历时总是说:“十年茶林场,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品格,以及抗击困难的承受力,于工作、治学均获益匪浅。”我想,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老学人面对困难、勇于奋进的一个缩影。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朱先生顺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此后10年,为了夺回因“文革”动乱而流失的宝贵时间,他夜以继日,沉浸于知识海洋,一口气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

　　毕业留校,朱先生虽已年届“不惑”,但“猛志常在”,浑身透发出一股学术创新的锐气。博士刚刚毕业,他就在《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专题论文,取得了不俗成就。

　　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这一点在朱先生的治学与生活实践中也有充分体现。

　　朱先生年近花甲,仍抱着追回“损失时光”的信念,始终将研究工作放在第一位。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教学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阅读和写作之中。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他为了收集学术资料,几乎跑遍了美国的大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将各地与他研究主题有关的藏书网罗殆尽,甚至数次与危险擦肩而过。其间,他每天只带着两个面包和一瓶水,早早地去往图书馆、档案馆,一坐就是一整天。长时间的工作,加之饮食失律、营养缺乏,口唇溃疡时常发生。因每天背负大量复制的学术资料,光书包带就背断了三根。

　　朱先生故后,海内外诸多知名学者忆及与其的交往点点滴滴,无不对其惜时如金的治学精神慨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