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信访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信访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社会问题的“容器”,容纳了诸多突出社会矛盾。人们可以从中透视到社会问题。例如肇始于上世纪末的“三农”问题,引发农民上访;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矛盾进入了爆发期,乃至出现了所谓的“信访洪峰”。某种程度上,解决信访问题实际上是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源于信访制度的独特性,即这一制度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窗口。信访研究之所以成为近些年来的“显学”,是因为运用经典的学科术语难以理解其真实的政治实践逻辑。因此,理解信访制度,对于规范性研究而言,很可能是为重新理解经典学术理论提供经验的力量;反过来,这也不啻为对实践话语进行社会科学化理解的有效路径。

　　信访逻辑植根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谱系中

　　尽管信访研究受到重视是由于日益严峻的信访形势以及一些学术话语的关怀,但从话语谱系上看,信访制度自有其一套历史实践逻辑。这个逻辑,根植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谱系之中。

　　首先,信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是先锋队组织,通过铁的纪律加以保证。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党组织和党员应该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他们属于社会中的先进分子,需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党组织和党员有责任义务深入群众,积极主动地去发现、解决群众问题,引导群众往正确方向前进。故而,中国共产党还是个“细胞党”,它必须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细胞。党如何让自身成为社会细胞?党员如何深入群众,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信访便是一个重要途径。

　　其次,信访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活动需要收集信息、凝聚共识、明确目标群体并作出准确的反馈。信访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信息处理功能,增强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在信息收集方面,信访更容易获得底层民众的真实想法,甚至发出不同于正式渠道的政策信号。在凝聚共识方面,正是需要回应群众的不同呼声,决策者在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与群众广泛接触,作出合理的政策解释,取得群众认可。在明确目标群体方面,上访群众本身就是政策相关者,且很可能是异议者。党和政府通过信访发现他们的存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政策执行效率。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信访渠道是否通畅,并不仅仅是基于群众观点作出的政治决定,还是基于行政科学化作出的制度安排。就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信访体制和党政体系相辅相成。信访体制在解决官僚体系惰性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功能,因为绝大多数上访群众的诉求只能依靠党政体系来给予回应。

　　最后,信访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普通民众与政治是无涉的。尤其是底层群众,其政治参与的机会是没有的。可从经验中看,那种匿名的、无声的“底层政治”,对于解释中国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是不合适的。因为,通过信访体制,哪怕是最底层的呼声,也很容易通达中央。并且,很多政策变革,乃至于政治变迁,与这些呼声有明显关联。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不难发现,几乎所有重大政策变迁,都与某些“记录在档”的典型事件有关,而这些事件的经历者并非匿名的甲、乙、丙、丁,而是有名有姓的群众。普通民众可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访这个渠道使得基层政治开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