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著称。作为宰辅和帝师,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所谓“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他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

　　领导的内在品质:

　　仁、明、武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国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在现实操作层面,“大仁”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拥戴。项羽在咸阳屠杀无辜,火烧宫室,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义帝”,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结果失去民心。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刘秀在河北,邓禹的“榻下对”建议刘秀在河北招纳人才,对更始政权的未来走向及其应变提出卓越预见。孙权即位江东之初,鲁肃的“江东对”对于如何处理东吴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不凡见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对于天下三分提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总之,“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纵容安禄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玄宗却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