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临近岁末,在我们向苏轼诞辰980周年挥手道别之际,一种莫名的困惑萦绕心头: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是他唯一想留给这个世间的?

　　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有了交代。但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和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一个“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苏轼字子瞻,源于“登轼而望之”)的墨迹。

　　其实,在苏轼身后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还散落着更多的生命与文化焦点,可谓琳琅满目、触手生春。苏轼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视之。中国古人相信,神仙在尘世间可以幻化诸相,且诸相非相。苏轼的本真真是令人琢磨。

　　开封府的“魔鬼历练”

　　提升处理繁琐政务能力

　　看京剧的时候,觉得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何等的威风。但在北宋政治现实中,开封府判官其实是个劳碌命。司马光曾形容开封府狱讼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

　　苏轼于熙宁二年冬来到这里做代理判官,干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赐。王安石在朝中主持变法,苏轼屡次表达异见;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想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更无暇开口。据说,苏轼在开封府“决断精微,声问益振”,锻炼了处理繁琐政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后的仕途中得到验证。

　　从建安七子刘桢的“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开始,感慨沉沦下僚、俗务缠身成为中国古典诗文的一大主题。但面对类似的种种情形,苏轼似乎没有什么抱怨。他不仅把政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完成得极为潇洒。

　　《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据说,道路两旁灯火通明,站满了人,等待一观太守风采。

　　苏轼何以有此超能力?开封府的“魔鬼历练”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波杂志》一书中还道出了关键因素: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着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原来,苏东坡有工作日志,当天事务当天了结,并在日志上用笔勾画,从不拖延。到了南宋,这些工作日志成了书法墨宝而为人珍藏。

　　如此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即便没有那些劳什子诗词,苏轼也应该留名史册。他在杭州赈灾浚湖,除夕夜竟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设立公立医院,三年内治疗了1000个病人;他在密州斋戒吃素,为受到蝗灾的人民祈福;他把药方用“大字报”抄写在密州市镇,让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帮助。

　　徐州发洪水的时候,他几十天过家门而不入,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而且,他不是在抗洪前线慰问性“走一遭”,而是住在城墙上两个多月,与民众共患难。他还在黄州成立“救儿会”以改变溺婴陋俗,又募捐钱款向那些应允养育婴孩的家庭给予资助。

　　晚年受到极大政治迫害被贬惠州、儋州后,苏轼仍然不颓唐。他一方面从精神上寻求安慰,把万里流放视为对自己的考验,“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另一方面直面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当时,广州人饮食用咸水,经常生病。苏轼就献策,建议用竹筒把20里外蒲涧山的淡水引过来。他还在惠州推广“碓磨”“秧马”等农具,以减缓当地农民的劳苦。

　　黄庭坚感言,苏轼的个体生命虽渺小如“太仓一稊米”,但“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