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4日,本版头条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文章《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拖延不得》。作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即将步入70年的历史轨道,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者应该有一种紧迫感,通过“口述史”等方式搜集和辑佚各种文献,开展年谱编撰工作,积累第一手研究资料。这些观点为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富有操作性与实践性,引发文学界的关注。本版今日刊发一组文章,就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现实意义和具体方法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文学研究中,与作家研究密切相关的传记和年谱是一种悠久的文学史学研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做传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做年谱却有史学就够了。”他指出的正是传记和年谱同中有异的写法:传记还需要文学之技巧,而年谱则不必,重史为全部要义。但梁启超这样的提醒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却有了另外的走向。胡适在《藏晖室劄记》中一语道出当时作家之文风:“吾国人自作年谱日记者颇多。年谱尤近西人之自传也。”胡适引出的思考是:在传记之可读性与年谱之可信性上,文史各长,或许不可兼求。年谱若近自传,在增强文学性的同时,是否也减少了史学性?年谱在写法上究竟是应该让作者过多现身说话,还是应让位于史实本身开口?

　　作为作家研究中最基础的史料整理工作,年谱是以编年纪事的方式客观全面地集纳作家的生平传记与创作活动,它是作家一生创作与生活的编年史,是纪传性和纪实性的整合。所以,作家年谱既有作家传记的特征,又非纯然的作家传记。它不能像一般传记那样,为了寻求可读性而进行文学性发挥,或进行合理的情节性、故事性加工,而是基于史料文献为史实基础的客观还原记录,不能添油加醋,更不能虚构想象。作家年谱只能根据文献、档案、采访、访谈、日记、自述等历史材料进行全景式、互证式的白描叙写,其写法虽然呈现出条目式、年表式的枯燥,却是史学研究必须坚持的写法。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在年谱写作中,其实并不需要作者太多的才气外露,而更多强调作者隐身后让史实本身开口说话、求真求实的史家纪年写法。

　　作家年谱具有“零叙述”的纯纪实特性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与作家个人史料相关的叙述性文字大体包括两类:由作家本人创作与编订的作家日记、自述、自传与自定年谱,由他人创作与编订的作家传记、评传和年表、年谱。相对而言,自传、传记类写作虽然以史实为本,但往往是一种带着情感、情绪的追述式或追忆式文学写作,有时会刻意对细节夸大或屏蔽,或者在传主与研究者之间构建某种精神知音而进行想象性对话。不管是自传还是传记,都会在史料呈现、还原的基础上通过“纪传式叙述”而具有“故事性”特征。而年表、年谱写作则是一种去除故事、传奇质地的纯史料集成,是对传主从生平年表到创作年谱进行“零叙述”的纯纪实写法。面对同一个传主,同样以史实为本,纪传与纪实写法却大异其趣,年谱作者隐身在史实背后,成为客观记述、冷静归档史料的史学家,而传记作者在对传主跌宕命运“同情的理解”中有时会化身为与传主进行文字对话的文学家,或是传主创作与人生来龙去脉的解说员和阐释者。

　　在此意义上,传记可以由很多人写很多本,可以因年代不同评述重点不同而写法不同,做年谱却因为“有史学就够了”,故以史学研究为圭臬的年谱只要有一本完备优秀的就够了,后来者仅需查漏补缺续编史料细节而已,否则就是重复性的研究工作。比如鲁迅传记,已有的30多个版本,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年谱面对的问题则是,如果档案材料有新的发现,或者文献尚有新的挖掘空间,年谱才值得重新修订,增加历史细节,以丰富传主形象的立体性。比如,当代作家路遥,多年来已有较多不同类型的各种传记类文本、回忆性著作,包括《路遥评传》《作家路遥》《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等,去年出版的由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是在综合了所有传记资料之后完成的第一本“路遥年谱”。该年谱同时也是作者对两年前出版的编年类作家年表《路遥纪事》所进行的史料细化和充实。

　　相较于既受普通读者又受学术同行欢迎的作家传记与评传,年谱写作更重史料而不重可读性。上海文艺出版社连续多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评传”系列,与作家的年谱对读,足以勾勒出一个作家在人生和创作上的丰富性。如果说传记作者的传记写法有知音型和旁观者型两大类,那么年谱写法基本是旁观者型的一种写作:史料陈述,作者隐身。其中,部分学者既著有作家年谱,同时又著有作家传记与评传。好的写作者能够以两套笔墨,两种写法在传记、评传与年谱之间恪守某种界线。比如徐瑞岳的《刘半农年谱》和《刘半农评传》,易彬的《穆旦年谱》和《穆旦评传》等。不同写法既使故事与史料各有来处各有去处,亦使评论与史料互相使用与互证,读者所见则是故事性与纪实性各自见长的纪传与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