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重编的五册本《夏鼐文集》出版了。文集收录了夏鼐先生各个时期的文章共213篇200万余字,囊括了夏鼐的全部中文论著,包括课堂讲义及其家属提供的自存手稿。与2000年出版的三册本相比,收录论著的篇数和字数增多了50%,其中部分文章是首次面世。文集的内容涵盖考古理论、考古实践、考古漫记及历史学研究与评述等,展现了新中国考古研究的全貌,这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夏鼐的学术成就,重新学习夏鼐的学术思想。

　　夏鼐治学的特点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先后就读于国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温州十中和上海名校光华大学附中,打下深厚的国学、理科和英语的根底。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后,大量阅读不同流派的名著,打下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后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并转至历史学系,在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诸位名师的指导下,进一步增强了史学修养和考据功力,曾先后发表《秦代官制考》《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等论文,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

　　为了报考出国公费留学,夏鼐的研究方向转为考古学。在历史悠久的伦敦大学学院,他跟随以工作严谨、方法细致闻名于世的惠勒教授进行史前遗址考古学习,又曾参加埃及著名遗址的发掘。他选定少有学者问津的“古代埃及的串饰”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对将近两千件古埃及串饰进行考古类型学和统计学的系统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夏鼐经校方特许免予答辩,缺席通过论文,于1946年获得博士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日后被誉为中国的“埃及学之父”。原用英文发表的几篇埃及学短篇论文,前已译成中文,编入《夏鼐文集》。他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已译成中文和阿拉伯文,将连同资料卡片和照片单独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夏鼐作为全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为新中国考古队伍的建设和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夏鼐文集》凝聚了他的学术成果,展现了他的治学之路,对后辈学子有莫大的教益。

　　归纳起来,《夏鼐文集》所体现的夏鼐学术思想,大体有3个基本点:一是注重田野考古质量,二是审慎地分析研究考古资料,三是正确对待历史文献(对于相关的科技检测数据,也要正确地使用)。

　　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切实杜绝“挖宝”思想;要求大家从田野考古的实践出发,严肃谨慎地分析研究问题,切忌缺乏可靠根据的妄加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