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基石的经学,本是华夏文明的根源所在。但自20世纪以来,却连如何界定都成了问题,各种观点纷然杂陈。

　　2001年,学界泰斗饶宗颐提出“新经学”的讲法,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经典的价值,开展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在这场“文艺复兴”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邓秉元也作出了自己的尝试,他把多年关于经学的研究,集结成新书《新经学》(第一辑),作为古典学术在今天的一种新的发展。而邓秉元自己,则仅仅把这本书看作一个起点,“接近古典学术,我们只是在途路之中”。

　　在许多人看来枯燥乏味、高深莫测的学问,对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近新经学的发展之路。

　　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

　　读书周刊:经学可以被看作国学中最核心的部分,但提起经学的概念,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究竟什么是经学?

　　邓秉元:其实,经学在传统时代有过不同说法,但总的来说共识大于分歧。司马迁所谓“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六艺即指六经。魏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兴起,经学的概念逐渐稳定下来。假如把四部之学看成传统时代的知识体系,那么经学便是整个知识体系之中最根基的部分。

　　所谓“经”,就是“常道”,即普遍永恒的价值,故古人所说的“道”,经常必须要走的道,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价值观念。也正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把经学视为一种信仰形态,也不能像许多人那样望文生义地把它视作关于六经及历代儒家经典的文献研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方面要注意到经学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一方面也应该承认传统的经学常道只是人类文化不同知识体系所理解的常道中的一种。如何理解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异同,是经学在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

　　读书周刊: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曾提到,“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子学和经学的区别又是什么?

　　邓秉元:至于经学与子学,虽然二者共同渊源于三代以来的知识系统,所谓“诸子出于王官”,但其实有着大宗和小宗的区别。六经基本对应春秋以前的王官之学,代表了一种从总体上接续原有知识体系的努力,而诸子则各有自己的立场,经学与诸子分别相当于庄子所说的“道术”和“一曲之术”,二者在历史上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

　　而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也经常被人们问起。国学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经学是儒学最根本的义理基础,没有离开经学的儒学,离开了经学,不以儒学的根本义理为基础,就不再是儒学了。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大道所在,便是中国。

　　读书周刊:但人们对经学谈论得越来越少,西学东渐,经学是否被瓦解了?

　　邓秉元:不得不承认,晚清以来,旧经学的确衰落了。但经学并不是被西学所瓦解的,绝大多数堡垒其实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我在《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文中曾经强调一个看法,经学之所以在晚清发生摧枯拉朽式的崩解,主要原因在于康熙以后闭关锁国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学术由晚明以前体用兼备的经子之学为中心,转向以客观观照为目的的史学为中心,使得清代学术基本丧失了因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在西洋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中国文化几乎成为一潭死水,柳诒徵与周予同都曾指出,所谓乾嘉汉学主要并非经学,而是经学史。很少有人会疯狂到认为历史学不重要,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以史学为中心是远远不够的。道咸以后理学与今文经学虽然稍稍振作,但在学术上并没有超出此前中国的固有学术,更不足以在短时期内融摄相较于晚明耶稣会士入华时代已经大为发展了的西学。史学研究有余,思想创造不足,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基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