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已经有不少纪念活动和相关讨论。然而,当回顾新诗百年历程时,发现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在新诗推进、演化的过程中,曾被宣布“死去”的旧体诗词并未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而是持续地表现出相对活跃的态势,与中国新诗“如影随形”,从而在百年中国文学版图上构筑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众多新文学作家、诗人,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以及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人”,显示出对旧体诗词创作的极大兴趣和热忱。他们“业余”创作了大量旧体诗词作品,而专事于兹的文人墨客也不在少数。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旧体诗词创作更是借助那些新的媒介迅猛“扩张”,在参与人群的广泛性、平台搭建的多样性乃至学术探讨的深度等方面,都似乎非前代所能企及。这不由得让人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思考这种现象隐含着的诗学问题,探寻其背后的意味。

　　综观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绵延不止的旧体诗词创作,可以大致梳理出几方面的特点和趋向:一是创作旨趣中的新旧文化纠缠。当诗人们告白“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做旧诗”(闻一多)、宣称“新诗旧诗我都爱”(臧克家)时,彰显的是他们创作旧体诗词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二是在创作主题上具有一定的当代感和较为鲜明的现实指向。当下旧体诗词创作的取材较为宽泛,部分作品能够贴合时代潮流和现实情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现实生活的洞察。三是一些诗词作者在形式上进行了创新与试验,试图冲破旧有形式体系的窠臼,开辟与时下纷繁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较为灵活的形式,虽说这些创新只是局部的努力,却也显得十分可贵。

　　不过,看似热闹繁杂的诗词创作亦难掩其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尽管也有创作者心怀“出新”的愿望和冲动,但大多数创作者是因循守旧、亦步亦趋,缺乏变革的勇气和动力,其作品在主题、情调、意趣等方面显得暮气沉沉,给人以陈腐之感;更为致命的缺陷则是,许多诗词作品在题材上过分狭窄而流于琐屑,或者仅仅停留在私人化的低吟浅唱,甚至在趣味上带有明显的低俗化倾向。细察之后可以发现,造成此类情形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及其诗词作品都缺乏必要的参与意识,他们从内容到形式上尚未找到与当前社会文化同步发展的契合点。

　　那么,何谓当代诗词的参与意识?当代诗词创作如何获得应有的参与意识?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思考当代诗词参与意识的内涵,并以这三个层面为着眼点进行构建。

　　对当前社会生活特别是重大主题的关切。诗歌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这一丰富的取材之源,诗歌显然不应规避社会生活,或对社会生活漠然视之。不过,诗歌对于社会生活不是被动地接收或反映,而是应该显示出主动、敏锐的姿态,并以这种姿态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吸纳有价值的素材。同时,诗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非那么直接,而应该保持必要的距离和张力。因为,在语言与事件、经验与表达之间,需要经历复杂的心智与技艺的转换。

　　历史地看,百年新诗有对社会重要方面作出迅捷回应的传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涌现出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天狗”(郭沫若的诗题)式的诗篇,到抗战时期以冯至、艾青为代表发出的充满“忧患”的喟叹和穆旦、陈辉等诗人表达的浑沉的“赞美”,还有21世纪诗歌界针对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难的自发悼念,无不体现了诗歌介入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独特的当代诗词作家,如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顾随“空悲眼界高,敢怨人间小”、聂绀弩“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沈祖棻“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等,写出了既留有时代印迹、又蕴涵个人“心史”的作品。这些想必会给后来的当代诗词创作者带来启示,启发他们如何更加有效地对社会生活进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