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算起,中国现代新诗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新诗的历史怎样梳理又怎样评价,在创作手法、思想内涵和传播接受上有哪些成败得失?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百年之问。在此刊发诗评家陈仲义一文,分享他从诗歌接受与评价角度展开的思考,欢迎继续来稿参与讨论。

　　——编 者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其中,有上世纪20年代于赓虞的挑剔,“自所谓新诗运动以来,我们尚未看到较完整的诗篇”。有30年代鲁迅的低看,“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冯雪峰的不满,“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是都还不能满意的……太不像话的作品是相当多的”。即便是新诗创作取得不小成绩的上世纪90年代,尚流传肖鹰的文化悲观论,“诗歌本身的失败正以不可抵抗的速度到来”。老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及至新世纪,时不时还会冒出韩寒式的恶言相加,“现代诗这种体裁是没有意义的”。更有文化大家季羡林重磅裁决,“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 这正是伟大的迹象”。还包括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的“高抬高举”:中国新诗的当代成就胜于小说。是否成就最高另当别论,高下辨析并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所看重的是,为何新诗会有如此之多被误解、被忽略或者被过度强调的地方,以至于成为文化接受领域里一个神秘“百慕大”?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新诗无论存在多少弱项,它都已经出落成一个独立的文艺品类,其价值不可低估。新诗承担着文言诗的“转型”使命,因为有了新诗,我们才有了一种能够适配现代中国人思维、生活和言说的高级精神载体,表达现代中国的世道人心;新诗以一种微妙、细腻而复杂的方式,把现代汉语的诗性提升到一个新界面;新诗建立了一套思、说、写趋于统一的言说语系,在存在感、个体经验、细节感受、求真意志、自由灵性、陌生化诗意诸方面都有突破,特别是晚近时段,新诗朝向更具现代活力的方向开掘。

　　既然如此,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这恐怕要从评价和定位新诗的三个参照尺度说起。

　　以中国古典诗歌为参照——

　　古体诗与现代新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古诗与新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这个强大的参照系在无意识作用下几乎是绕不过去的。

　　置身于农耕文明的语境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之中,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能充分释放汉语诗歌的弹性蕴藉;以意境为最高美学,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等等。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大量作品诗意散漫,质量杂芜;新诗语言缺乏出神入化;新诗教育更是留有太多空白,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