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故相推,日生不滞。”400年前,明代思想家王夫之用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事物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在刚刚迎来的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将这句引入新年贺词,引领我们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细细领会这句话的含义,“新”与“故”被放在对等的位置,着眼点是“推”“生”和“不滞”。这启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尊重传统与改革创新同等重要,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归根结底是在“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向前看,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向前看。

　　重审传统,发现“故”的意义

　　回望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就是在“新故相推”的过程中,不断地转化发展,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比如,古人讲“忠”,大多是忠君;而革命文化里的“忠”,已发展为忠于革命事业;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随着时代的发展,“忠”的对象有所变化,“忠”的内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但三者本质上都是爱国主义的体现。

　　我们常说,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命运、对百姓疾苦的高度关切上。古人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杜甫的一生沉沦下僚,但一直怀揣着一颗真挚的忧国忧民之心。宋人曾说杜甫“每饭不忘君”,他经历了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三个君主,特别是唐玄宗晚年腐化堕落,最终在安史之乱的硝烟之中断送了大唐盛世,像这样的皇帝,杜甫仍会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就在杜甫热情歌颂“尧舜君”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里,他还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批判现实的千古名句。既然杜甫亲眼目睹并大胆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为什么还要说“生逢尧舜君”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即国家的代表,是理念性、符号性的存在。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之社会伦理》中云:“臣若无君则即在霍布士(Hobbes)所谓天然状态之内。中国传统底伦理学家之重视君,正与霍布士之重视国家同一理由。无君则我们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没有人不向往美好的生活,没有人不希望生活在繁荣富强的国家之中,因此没有人不希望拥有圣明的君主。玄宗也好,肃宗也好,代宗也好,他们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成为了这个符号的人,所有成为了这个符号的人,都理所应当地通过践履而无限接近君主的理念;即便最终不尽如人意,也无损于君主这个理念的神圣与崇高,不影响臣子乃至百姓们对君主这个理念的敬意,不影响对君主所代表的国家的热爱。与此同时,臣子们或直言进谏,或讽谕悟主,都是为着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君主能够有所觉悟,并期待他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使得人们对君主这个理念的崇敬在现实之中得以落实、有所寄托。要言之,致君尧舜、忠君爱国是目的,是古人理想之所在;而批判现实、谏言悟主是手段,是实现理想的必然之路。由此可知,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而对“尧舜君”的憧憬,对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期待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引领、没有对光明前途的展望,一味地揭露与批判,必然导致虚无而迷失方向,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